2000年5月中旬，文字记者涂俏找我说，她正在跟踪采访一位艾滋病人，需要拍摄图片。自那以后，我和涂俏一起陪伴艾滋病人小路一直到他去世，总共有半年时间。

　　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全世界人都被艾滋病毒吓得手足无措。而在我国，最初对艾滋病还保持着鸵鸟态度，没有人说，没有人知。直至艾滋病在河南的卖血村庄全面爆发，我们才发现，原来艾滋病就在我们身边，甚至有可能就在我们自己身上。2000年这一年，正当人们还沉醉在新千年的喜悦时，小路，一位艾滋病晚期患者的呼号，像一把尖刀刺向芸芸众生，他是中国第一位愿意直面镜头，用自己的苦痛来唤醒中国人的艾滋意识的男人。

　　小路的真实名字叫卢鼎盛，潮州人，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泰国打工时感染了艾滋病毒，1997年回国，是在汕头防疫站查出艾滋病的。1998年，小路的弟弟也因为艾滋病死在深圳，这对他构成了强大的精神压力，死亡就像一把明晃晃的利剑悬在他生活的上空，随时都会掉下来。

　　小路身处道德、经济、身体与社会歧视的多重困境中，他之所以愿意牺牲自己的隐私直面镜头，直面公众，我想他一是希望能够得到社会关爱，获得救治，二是他信奉基督教，有一种殉难情怀。他反复说愿意做一根枕木，让中国防治艾滋病的列车从他身上辗过去。他病情在不断发展，救治的时机一个个错过，他希望获得的帮助也没有到来，在生命已经毫无希望的最后关头，他的身上迸发出一种极端的善意，是他推动着我们两位记者去泰国目击艾滋病村的惨状，是他领着我们去泰国的大医院与民间机构看泰国人的艾滋病防治意识与机制的。当我们在一起吃饭一起睡觉的时候，他反复地跟我们讲述该如何在中国防患艾滋病的。小路最后的生命历程，是我作为记者接受到的最为强烈的一次善的洗礼。

　　除了给本报做文字与摄影报道之外，小路还提议我和涂俏做一部警示世人的电视纪录片，我们真的做了。在纪录片里，180天的生死时间一直在倒数着，小路在这过程中顽强与死亡斗争，他的痛苦、挣扎、无奈、悲凉、人性的脆弱、无畏的勇气与最后悲凉的死去全部展现在流动的画面里。而我和涂俏，他生命中最后的陪伴者与记录者，我们的内心也同样遭受着折磨，时常脆弱，时常恐惧，时常感动。纪录片在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了8次，也在全国多家电视台免费播放，这一点也是小路生前的愿望。我想我们完成了记者该做的事情。曾有业内人士发表评论，认为我和涂俏在陪伴他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恐惧加深了人们对艾滋病的歧视，我们只是在旁观，没有人性，冷酷。对此我从来没有回应过，8年后的今天，我要说，作为拍摄者，我们不是神，我们无法替代小路去承担属于他自己的死亡，所以我们只能成为记录者，而我们也有很脆弱的时候，难道有谁不是这样的吗？